从最常见的校徽起步，到参与亚运会、奥运会徽章生产，金乡人一步步将徽章这个小生意做成大产业。

  而随着电商、直播等新业态的兴起，金乡徽章产业逐渐告别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赚辛苦钱的模式，开始往设计、销售等有更高的附加价值的环节进化。用知识产权保护创新，善用文创+思维，让徽章变成高附加值的产品，金乡人一直在路上。

  从2015年确定杭州为亚运会主办城市至今，亚运赛事周边纪念品、文创产品的设计、制造就成了漫长的工程。其中，从闽浙交界的小镇走出的金乡徽章厂，生产了赛事约六成的徽章制品，让亚运有了更高的“浙江制造含量”。

  这不是金乡第一次接大项目。1990年亚运会、香港回归、澳门回归、北京奥运会等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标志性事件，背后都有金乡徽章的影子。

  但在历史上，金乡并不以做生意出名，作为明初设立的卫所之一，一直是海防要塞。直到改革开放后，随全国高校恢复考试、扩大招生，校徽、饭菜票、工作证等“四小商品”需求暴增，当地人不仅在家办起了“地下工厂”，还兴起一支走南闯北的“供销大军”，并以质量好、价格低的优势打开了销路。

  如今，像金乡这样的特色产业带诞生了不少“隐形冠军”，为浙江的亚运“内循环”提供了强大助力。

  2015年杭州申办亚运会成功，当时公布的吉祥物徽章，就产自金乡。从那时起，金乡一直深度参与亚运会徽章、周边文创的设计与制造。

  据悉，拥有亚运徽章生产资质的只有两家企业，其中产量的60%来自金乡。业内人士预测，亚运开幕后，将掀起特许商品销售热潮，“金乡产”徽章的市场占有率或将提高至八成左右。

  这个人口不到10万的小镇，集中了100多家徽章厂，虽然其中不少是家庭作坊式生产，也足见徽章产业在当地的深厚根基。

  金乡企业家协会会长、金乡徽章厂董事长陈加枢表示，一枚亚运徽章大概有20多道工序，包括电镀、点漆、印刷等。在接到亚组委任务后，他们紧急成立了模具造型、表面处理等多个小组，除了生产官方指定的吉祥物徽章外，还需要自行设计周边款式，经组委会审核通过后，产出投放市场，目前种类有几十种。

  实际上，大型赛事的周边文创就像盲盒，爆款可能毫无预兆就火了。北京冬奥会期间，赛前被网友嫌弃丑的冰墩墩火爆出圈，一墩难求，在二手交易买卖平台炒出了天价。

  这样的情况在亚运会期间或将同样存在。在赛事筹备、举办的不同阶段，都有不同主题的徽章推出，例如倒计时1000天徽章、火炬交接仪式徽章等。在产品正式上市前，爆款往往难以预测，一旦某款产品火了，工厂就需要加紧进原料、备货、组织生产，很考验供应链韧性。

  当生产波峰到来时，企业用工需求陡增，需要扩大招聘。在没有徽章产业基础的地方，恐很难短期内招到足够多有经验的临时工，可能就错过了订单交付时间。而如果工人具备一定的徽章生产经验，无疑将快速缩短培训、生产周期。金乡完善的徽章产业链已经经受了多次压力测试。

  由于当地有良好的产业基础，像蓄水池一样吸纳了充足的产业工人，当有大单时，就有充足的劳动力快速消化市场需求。

  陈加枢表示，厂里平时员工不到200人，最近已经陆续扩招了100多个临时工，以满足亚运生产需求。等亚运会正式开幕，订单可能一下子变大，还需要再冲刺产量。

  对于地处两省交界的小镇来说，用工需求容易解决，但高的附加价值的设计、研发等环节，在当地却特别难找到解决方案。杭州亚运徽章造型复杂，用到了镂空、珐琅等技艺，不仅色彩多，还用到渐变色，想要做到逼真难度很大。

  由于当地设计人才稀缺，金乡企业选择走出去寻找解决方案。陈加枢就经常跑到北京、上海等地的科研院所、先进企业，通过合作共建的方式创新工艺，破解生产难题。

  “金乡”一名始见于南宋，公元1129年，南宋高宗赵构建置了金舟乡，相传是金舟乡从海面浮起时，有沉船之骸附金银珠宝而得名。

  此后，海滨小镇金乡一直属于历史舞台的小配角，直到明初洪武年间，汤和奉命巡视海防，设立金乡卫，才成为浙南海防要地。随着各地军士驻防金乡卫，这里逐渐发展成为浙南军事、贸易枢纽，民间手工艺也随之兴旺起来。

  除一部分从事手工业的能工巧匠外，不少居民有从事小商小贩与日用小五金买卖、纸制品制作的传统。

  到改革开放初期，当地就有不少人从事与金银器、铸造相关行业。据陈加枢回忆，他的爷爷就是当地有名的金银器师傅，从那时候算起，家族从事金属加工行业已经有近百年历史，属于徽章行业少有的百年老字号。

  由于“七山二水一分田”的特殊地貌，到上世纪70年代末，金乡人均耕地0.35亩，只有两家国营工厂，100多名职工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急需找到出路。

  因此，改革开放后，当地不少人加入“供销大军”，靠着走遍千山万水、历经千辛万苦、想尽千方百计、说尽千言万语的“四千”精神，在全国各地跑业务，通过卖校徽、饭菜票、工作证、标牌赚到了第一桶金。

  据陈加枢回忆，当时他揣着100块钱跑到山西卖“三好学生”校徽，一周下来跑了7000多元业务额，直接买了台时髦的收音机回家，成了镇上“最靓的仔”。

  到上世纪80年代初，腰包鼓起来后，当地有识之士意识到，传统家庭作坊的生产方式难以适应未来竞争的需求，掀起了投资办厂热潮。

  不过，由于当时经营管理上的水准落后，一些工厂的股东们只想当老板、不想抓生产，一段时间下来，不少工厂就成了亏损大户，仅金乡徽章厂一家就亏损了30多万元，这在当时堪称天文数字。

  工厂经营不下去，股东们吵着要散伙，最后厂房连同债务都转到了陈加枢名下，让他收拾剩下的烂摊子。

  当时的金乡徽章产业技术水平落后，基本靠人力手工打造，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，因此工人效率如何直接决定厂子的生死。陈加枢带领金乡徽章厂成了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”，率先抓管理，搞计件工资，在淘汰了一批混日子的员工后，逐渐起死回生。

  站稳脚跟后，金乡的“徽章人”决定主动出击，去上海打开一片新天地。由于位置偏远，当时从金乡去上海只能靠步行，再换乘汽车、轮船，至少需要两天时间。

  1986年，金乡徽章厂花4万多元在上海如意酒家摆了30多桌酒席，邀请200多家客户到场订货，打出了“比质量、比价格、比速度、比服务”的广告，“敢同大厂比高低，再向品牌争效益”。

  陈加枢回忆，4万多元刷新了酒店当时的营业额记录，把酒店经理都“吓到了”。到场的上海市领导称他们是“刘姥姥进大观园，乡下人闯大市场”，引得上海多家媒体争相报道，免费打了几天广告。

  这次大手笔闯荡上海滩为金乡徽章打开了知名度，不久之后，有一家美国企业慕名而来，定制了大批军用帽徽、领花，金乡徽章顺势打开了英国、联合国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市场，军用、民用单订纷至沓来。

  1993年，金乡徽章厂共制作了300多万枚徽章打入国际市场，创汇100多万美元。1994年世界杯足球赛的35万枚纪念章也出自金乡。

  2021年，在建党百年之际，党龄超过50年的老党员获得了一枚“光荣在党50年”徽章，其中有220多万套就出自金乡。

  该徽章制作工艺复杂，有23道工序，涉及哑金、亮金等五种上色工艺，光电镀就需要七次才能渲染出效果。徽章中间的鼓面加工难度最大，电镀材料必须瞬间凝固，否则非常容易导致着色不均的情况。

  这不是金乡徽章厂第一次接到时间紧、任务重的急单，当时全国只有八家徽章厂入围角逐生产资质，浙江仅此一家。而近20年前的世纪大换装，是对金乡徽章产业的极致考验，赚钱与破产就在转瞬之间。

  当陈加枢背着制作好的军徽、领花样品准备飞往北京交付“军令状”时，航班却突然因天气一再推迟，而第二天一早，军委领导即将开会审定换装方案。

  “那天晚上真把我吓到了，一直在打电话汇报航班情况。如果那天没法起飞，就闯大祸了。”陈加枢说。直到夜里11点多，机场广播才通知航班起飞，等降落北京，已经是凌晨一点多，连夜将徽章、领花别到新式军装上。

  金乡徽章产业之所以能一次又一次承接重大生产任务，与优质的服务密不可分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军警用徽章、领花主要由国企、兵工厂生产，但这些厂打样周期较长，也缺少与国际接轨的外军徽章可供借鉴。此时，金乡徽章厂凭借多年积累的外军款式、免费打样、快速生产能力，在竞标中脱颖而出。

  而服务能力背后，是金乡“徽章人”对先进工艺的追求。30多年前，金乡的徽章厂普遍属于家庭作坊式的小企业，跟上海徽章厂等老牌国企在技术上存在巨大代差，于是就跑到上海高薪“挖人”，利用专家休息时间到金乡指导生产，提高工艺水平。

  “当时他们厂长对我们意见很大，觉得我们把人才都挖走了，结果后来厂长自己都被我们‘俘获’了，觉得还是非公有制企业有活力，退休后被我们返聘，发挥余热。”陈加枢说。

  在用服务、技术抢市场后，金乡徽章产业如今已开始通过制定行业标准、专利构筑新的护城河。

  2021年，浙江“品字标”团体标准《金属徽章》(T/ZZB2532-2021)发布，主要制定方便是金乡的徽章企业，这也是国内首个徽章行业团体标准。

  而随着电商、直播等新业态的兴起，金乡徽章产业逐渐告别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赚辛苦钱的模式，开始往设计、销售等有更高附加值的环节进化。

  以往，一个校徽只卖一两块钱，由于门槛低，成了价格战的重灾区，利润率只有5%左右。金乡徽章厂则根据眼下年纪轻的人喜欢的国潮、拼图元素，原创了一款中国地图冰箱贴，每个省份被做成一块拼图，共同组成中国版图，售价被拉高至400多元。这款冰箱贴已经申请了专利，用知识产权保护创新，让徽章变成高的附加价值的产品。

  此外，不少金乡“徽章人”意识到，富起来的中国人有能力消费奢侈品，加工金属是徽章厂的强项，一样能生产出附加值更高的贵金属艺术品、奢侈品。